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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论坛(IFF)第3期IFF领袖对话会于6月24日在北京召开。本次对话围绕“欧洲经验对中国的启示”主题,邀请IFF联合主席、欧洲中央银行前主席特里谢作为主旨演讲嘉宾,与对话嘉宾国际金融论坛(IFF)主席成思危,国际金融论坛(IFF)理事长戴相龙,IFF常务副理事长、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和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等,就欧洲经济与欧元发展经验等议题与特里谢进行理念和观点交流。对话会由北京电视台知名财经主持人长盛主持,IFF学术委员、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魏本华,IFF学术委员、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霍学文,IFF学术委员、香港大学中国金融中心主任宋敏和IFF学术委员、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等各界领军人物就欧元产生原因、作用、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欧债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危机的应对措施,以及今后5年欧盟经济发展前景、新欧洲融合与改革对当前中国全面改革的启示等领域展开深入讨论。
 

 
对话I:欧元和欧洲经济的挑战
 
欧洲议会选举尘埃落定,新一届欧洲议会正面临疑欧势力增加、经济增长缓慢、企业经营困难等挑战。同时,欧元区经济面临最大风险:一旦陷入通缩陷阱,欧元区经济就可能重蹈当年日本的覆辙,陷入长时间的停滞状态。那么,欧洲将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我们希望通过分析欧元产生原因、作用、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深入探讨欧债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危机的应对措施,以及今后5年欧盟经济发展前景。
 
对话II:扩大中国和欧盟的交流合作
 
当前,中国经济和金融开放迈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如何逐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如何加强中国和欧盟经济及金融的交流合作。特别是从新欧洲深度融合过程经历过以及正在经历的政府改革、公共服务改革、社会改革,对中国进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将有所示。
 

 

 


我们大家一起尝试讨论欧洲最近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第一,从2007年、2008年开始至今,欧洲所经历的危机到底是怎样的?
 
第二,为什么危机的中心会从美国转移到欧洲,从而演变为欧债危机?特别是为什么主权债务危机偏偏在欧元区,而不是在其他地方?
 
第三,为应对危机,欧元区采取的措施是否合理?其设计方式是否能够预防新的危机出现?就长期而言,未来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确保我们在全球层面有一个非常扎实、繁荣、有韧性、可持续而稳固发展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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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中心由美国到欧洲、从私营部门到公共部门,我认为有如下原因:
一.没有联邦式的组织和预算。
二.没有相应的监测不同经济体竞争力的监测指标。
三.没有银行联盟和对银行的评级。
四.没有任何基金用以事前对金融危机进行初次评估。
五.没有形成单一市场。
六.缺乏一系列强劲的结构性改革。
 
我个人非常支持人民币和欧元直接交易。中国的整体目标是在资本项下的某一时刻实现可自由兑换 。在特别提款权SDR方面,我们应该跟中国的影响力结合起来,加强全球系统。现在人民币不能加入一篮子货币组合的原因是还需要满足先决条件之一,即要成为一种完全自由的货币,人民币要有一定的可信度。目前人民币的结构性改革很快,所以人民币应该加入SDR,但SDR要求稳定和可铆定性,基于组成货币所属的央行都有2%或以下的物价稳定规定,这是人民币加入SDR必须实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首先,在欧债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劳动生产率创造的财富不足以满足高社会福利和高政府支出、高个人消费。中国现在应该注意这一问题,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和政府开支水平应该和劳动生产力相适应,不能超过生产的能力。要想促进经济发展,依靠消费,提高人民群众的购买力,关键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次,估计人民币国际化在十年内能基本实现。对人民币基本实现国际化应有几方面定义:第一,人民币的国际化指数应该比现在大大提高;第二,人民币要成为投资货币;第三,人民币要作为储备货币。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我们需要改革汇率制度,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和资本项目下的开放。
 

实行国际货币多元化需要建立以美元为主,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等主要货币组成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且对汇率进行一定协调。人民币国际化涉及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成为结算货币和资本投资货币可以预计,但是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则要求外汇储备起码占全球经济总量的5%以上,同时还需要提高全世界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人民币国际化不但是中国实体经济的需要,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
 

欧洲的复苏过程非常缓慢,其速度是分化的,这使欧洲未来整体复苏进程面临通缩、高失业率、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理、高福利结构调整等方面的挑战。欧洲虽然对危机做出反应,创立了EFSM(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等等应急机制,但是其反应速度还很慢。毕竟欧盟不是统一的政府,一旦发生危机,反映机制恐怕有问题。另外,欧盟在过去十年到现在一直实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中央银行的任务都是对付通缩。长时间的宽松政策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其原因值得探讨。
 

我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态度比较乐观。2010年以来,人民币的全球需求飞速发展,巨大的体量推动了跨境人民币的需求。此外,除了在交易过程中的结算货币功能,人民币还应发挥作为投资货币的功能,从而慢慢成为储备货币。工行已经接受一些国家中央银行的委托,帮助他们在境外将外汇储备的一部分转换成人民币资产,并帮助他们经营和管理。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人民币使用量的增加必然对中国的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对此应该开源疏导,采取积极的政策引导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认真地探讨研究五方面:第一,人民币国际化的比重;第二,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第三,对就业的影响;第四,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第五,人民币加入SDR一篮子货币组合。
 

第一,货币的国际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历史上,德国在经济崛起时并没有很积极的推动货币国际化,主要是担心对其货币政策的冲击。这一问题在欧元区存在吗?欧洲的中央银行做货币政策时,有没有考虑到欧元对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的影响?
 
第二,资本项目开放。目前资本项目开放已经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很大约束之一了,如果五年内能够真正做到资本项目基本开放,会出现非线性的跳跃,人民币的海外使用可能会很快展开,问题在于是否要为了国际化而加快资本项目开放?
 
最后,什么样的海外资产是人民币资产,是贷款还是其他资产?如果资本项目在五年内基本实现完全开放,国内第一层次的大型金融机构将真正参与全球竞争,这是否能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关键推动因素?
 

人民币国际化达到初步阶段意味着世界各国央行持有的人民币外汇储备占其总额8万亿美元的5%,以满足资产配置、分散风险的需求,并作为一种新货币对冲美元、欧元、日元的需求。
 
我们应用开放的思维来经营一种开放的货币,用“货币区”概念来理解一种货币的国际化。以美元区为鉴,打通境内外人民币区是不可避免的,要稳定境外人民币投资,就要给其自由,越不自由就越不稳定,要用国际化视野来管理人民币国际化。
 

我在人民银行工作多年的感受是,资本账户越开放,汇率市场化的程度越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就越强。所以从增加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的角度来说,今天的讨论非常有意义,要加快推进中国的资本账户可兑换,以及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使人民币能够更多地走向世界、走向国际。
 

第一,人民币和英镑之间可以直接交易、兑换后,下一步人民币和欧元之间什么时候能够直接交易。
 
第二,法国和德国作为欧元区、欧盟的核心国,是否应该率先带头使用人民币计价,并作为支付货币之一,促进人民币在欧元区的国际化使用。
 
第三,2015年,人民币有没有可能加入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中?这件事不仅仅对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有意义,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也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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